原见《社会科学论坛》2009年第4期
这次来南京讲学,斟酌演讲正题,犹豫再三,猛抬头,见程先生墨宝,当即神闲气定、月白风清。程千帆先生的赠联,出自唐人于良史的《春山夜月》,全诗如下:“春山多胜事,赏玩夜忘归。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兴来无远近,欲去惜芳菲。南望鸣钟处,楼台深翠微。”春山月色好,捧一捧清澈的泉水,就好像捧着一轮明月;弄花归来,香气浸润着衣衫,久久不散。这诗十年前知道的人不多,进我客厅者,多有打听出处的。现在不一样了,似乎很普及,因“掬水”、“弄花”这样优雅的举措,颇得年轻人的喜爱。
先做一个测验:诸位回家乡,邻居问你,这四年、七年、十年,你到底在做什么?你怎么回答,是“上大学”呢,还是“读大学”?这两者,别人或许混同,我却认定其中细微的差异,大有讲究。
“上大学”与“读大学”,二者到底有没有差异?我认为是有的。“上大学”很简单,那就是借贵校一方风水宝地,学我的专业知识,拿我的毕业证书,以便日后游走江湖,大显身手。
“读大学”不一样,比这复杂得多了——不仅在大学里念书,还将“大学”作为一种教育形式、一种社会组织、一种文化精神,仔细地阅读、欣赏、品味、质疑。前者假定“大学”是个固定的实体,我在其中读书、考试、嬉戏、游乐。后者则认定大学并非一尘不染,本身也在发展变化,是个有呼吸、有血肉、有生命的组织形式。这样一来,你在校园里生活,不仅要“读书”,还要“读大学”。换句话说,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,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、目标、手段、途径,作为一种特殊的“文化”来加以反省,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。
我们都知道,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,既是人类探索真理的结晶,也是在类似大学这样的组织形式中,一步步被酝酿、构造出来的;当它成为一门特定科目时,尤其如此。在这个过程中,“大学”本身参与到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全过程,其间的是非曲直,它都必须承担责任。同样念的是文学、艺术、物理、化学,我在北大、你在南大、他在东南大学,所学课程或许相同,但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因为,我们都被所在的大学氛围所浸润。这些各具特色的“校园空气”,无法在互联网上传递,这也是大学永远存在,不可能被“虚拟课堂”或“标准教授”一统天下的原因。
进入正题之前,我讲一个小故事: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,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告诉大家,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,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,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。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,关键在学校而不是军队,这话,一百一十年前被康有为拿来呈给光绪皇帝,借以呼吁朝廷广开学堂,以养人才。假如你承认,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教育改革起步的,那么,这个意义上的教育,应该是“大教育”,而不是管理学或方法论等“雕虫小技”。在我看来,所有关注现代中国命运、理解其过往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、期待未来能更上一层楼的读书人,都应该关注中国大学的命运。今天晚上,就想从六个不同的角度,同大家聊聊大学问题。
一、作为“话题”的大学
我所理解的“读大学”,不仅要学具体的专业知识,还要研究生产这种专业知识的机构和机制。这样,你在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,才是鲜活的,具有批判性以及再生能力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希望大家把“大学”作为业余的研究对象。可这样一来,会不会变成了“教育学博士”或“教育史专家”了呢?我要说的正是这个问题。在我看来,有两种“大学论”:一是专家著述,发表在各教育学院的学报上的;一是大众发言,刊登于报纸专栏或文化期刊。我本人因专业及趣味,更倾向于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、也都有权利插嘴的“大教育”。
从“大教育”的角度来思考并谈论中国的大学问题,可以是激情彭湃,全身心投入,也可以是半心半意,将信将疑;还可以是偶尔瞄一眼,知道此话题的最新动态。我想,对于大学生、研究生来说,保持“偶尔瞄一眼”的状态就够了。但这并非可有可无,有这一眼和没这一眼,还是不一样。你起码知道自己到底学习、生活在什么样的“校园”,知道所谓的“知识”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并广泛传播的,也了解“理想的大学”应该是什么样子。
当然,别小看“大学”二字,好“写”,但不好“读”。要真想了解“大学”及其相关问题,比如教育理念、运作程序、经费管理、课程设置、教材编写、考试形式、社会责任等等,那是一门专门学问。要想说出个子丑寅卯来,而且说到点子上,还真不容易。正因为考虑到中国大学问题之错综复杂,我从不敢唱高调,而且,重在“把脉”,而不是“开药方”。
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:理想性与可行性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你去问问,每个大学校长,都有吐不完的苦水,整天被人说三道四,挺委屈的。没错,很多批评大学的人,包括我自己,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大学的具体运作,只是空谈玄理,说得很痛快,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可另一方面,大学校长等管理层,常常陷入日常事务以及人事纷争,忙于应付各种考查评比,见木不见林,大学因而越办越“没精神”。
正是这种参与感与忧患意识,这种兼及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大思路,使得我在谈论大学时,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专家,也不同于充满道德诉求的“愤青”。或许不够专业,但很可能元气淋漓;就好像今天的演讲题目,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别有幽怀的人文学者。
今日中国,关于大学的历史、现状、功用、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话题,竟成为中国人茶余酒后的“谈资”,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,是绝无仅有的奇观。对此,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释:第一,中国大学的体制有问题;第二,中国大学正面临着痛苦的转型;第三,正因为不稳定,有发展空间,公众发言有时还能起点作用。其实,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略——今天的中国大学,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,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,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“疑难杂症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谈“中国大学”,就是谈“中国社会”,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问题。
举个例子,最近大家都很关心“大学扩招”的后遗症,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。政治家说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素质,可最初是经济学家提的建议,主要目的是拉动内需,让老百姓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,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。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,今天终于开始放缓了脚步。据教育部今年3月7日发布的统计报告,2006年全国普通、成人本专科教育共招生724万余人,增长幅度有所回落,由2005年的17.1%降至2006年的11.3%,下降近6个百分点。而另一个数字,则看得你喜忧参半——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,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%。虽说教育部表态:此后将控制“招生增长”,但猛虎下山的惯势已经形成,中国大学生规模天下第一,乃不可逆转的事实。
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升,这是个好消息;可这好消息并非水到渠成,而是“抢”来的。高教大跃进的背后,蕴藏着巨大的风险——好多大学面临着破产的威胁。今年3月两会期间,好多委员和代表谈及此问题。贷款扩招,扩招再贷款,高校在贷款泥潭中越陷越深。如果财务危机没能得到很好解决,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“灭顶之灾”。最后的结局,必定是中央财政及地方政府合力买单,因为,我们不可能让一大批“国立大学”破产。可这教训是深刻的,政府及媒体都不应对中国大学的现状盲目乐观。还有看不见的隐患,连年扩招的结果,大学生就业必定越来越难;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思路,又使得大学的性格迅速蜕变,校园里熙熙攘攘一如百货市场,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。如此严峻的局面,需要校长、教授们关心,也希望同学们留意,正所谓“教育兴亡,匹夫有责”也。
基于这一认识,我对目前公众谈论大学的趣味及立场不以为然。大概一个月前,我在中山大学演讲,顺便接受《南方都市报》采访,提到我对大学被娱乐化的担忧。还是以报纸为例。以前关于大学的新闻,主要出现在教育版、科技版、文化版上,偶尔也会在时政版露面,比如说国务院总理视察东南大学呀什么的。现在不一样,不少大学教授或有关大学的新闻,竟然在娱乐版出现,其风头一点不让影视明星。曝光率是大大提高了,可我觉得,这对大学形象是一种损害。记得十年前,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走廊里,每星期都贴新剪报,有各大媒体关于北大的报道。现在不贴了,因为太多,而且负面的为主。大学成为街头巷尾谈笑的对象,再也没有神秘感,公众巴不得你出丑,好看热闹。现在传媒热炒的,有些是大学的失误,但有的不是。举个例子,中国人民大学在餐厅墙角装了部电梯,被媒体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,成了“奢侈浪费”的典型。可实际上,餐厅里装电梯,方便行动困难的老教授,没什么不对。——除非是施工中出现贪污受贿或工程质量问题,那应该追究。——就这点小事,人大校长纪宝成不断给各路媒体做解释,可人家就是不听。没有人去调查这部电梯是否有必要装、花了多少钱、决策过程是否合理。在我看来,公众并不关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,而是借题发挥,表达对于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的愤怒。这就有点冤枉了,真的。一个名牌大学,因为这么点小事,被炒成这个样子,难怪校长很气愤。可气愤也没用,“惟恐天下不乱”,这本来就是大众传媒的特点。
在我看来,大学与媒体,二者在趣味及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异。前者需要长远的眼光,后者讲究时效性。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十年后、百年后的事情,而总编辑则是“只争朝夕”,再好的新闻,过了一个星期,谁还要?以前,很多大学校长希望登报纸、上电视,现在回过味来,不太敢随便接受采访了。因为,媒体对你大学教授发表什么伟大论文,或者得了什么学术奖励,不太感兴趣;但如果有老师抄袭或学生跳楼,那就非爆炒一番不可。这种状况,导致大学和媒体之间,互相猜忌,隔阂越来越深。其实,在欧美国家,报纸不会整天关心你大学里的事。除非你校长说错话,被赶下台;或者教授性骚扰,正在打官司。否则,大学校园里的日常工作,不会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。
一句话,我希望同学们关注“大学”,了解其前世今生,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;但又对今天中国“大学”被传媒过分关注,甚至被娱乐化,表示深深的担忧。在我看来,“大学”是个很严肃的话题,需要平心静气地认真面对。诸位,请不要说“人微言轻”,中国的大学该往哪儿走、能往哪儿走,跟你我的关注与介入不无关系。
二、作为“文本”的大学
既然大学是个热门话题,每个人介入这一话题,都有自己的“前视野”。我也不例外,是以一个“文学教授”的身份,闯进大学研究领域的。你看我的大学研究,不谈资源配置,不谈人事管理,也不谈教学法,关注的是有关大学的“传说”、“神话”与“叙事”等。换句话说,我是把“文学”和“教育”两个专业嫁接起来,在思想史的背景下谈“大学”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,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史教育,我相信东大也不例外。北大校史馆很宏伟,百年校庆时建的,还配备了专门的研究人员。每年新生入学,都会要求他们先看校史馆。但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,不是校长院长的训话,也不是校史馆里陈列的图片,或者校训校歌什么的,而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。假如一所大学没有“故事”可以流传,光靠那些硬梆梆的规章制度,那是很可怜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关于大学的书籍、图像和文字材料、口头传说等,乃校史教育的关键。
十年前,我误打误撞,闯进了“大学研究”这个陌生领域。几乎从一开始,我就确定了自己的论述策略,那就是:不避雅俗,兼及文史,在叙事和论述之间,保持必要的张力。这样谈大学,确实和教育学专家不太一样。从讲述“老北大的故事”起步,到关注清华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无锡国专、西南联大、新亚书院、南洋大学等,再到叩问“大学何为”,我谈大学,始终以问题为中心。不是教育史专家,很少涉及办学规模及经费预算等,关注的是这些大学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大学精神。为什么这么做,那是基于我对当代中国大学的理解。我曾说过:“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,缺的不是‘国际视野’,而是对‘传统中国’以及‘现代中国’的理解与尊重。”在我看来,大学需要国际视野,同样需要本土情怀——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,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。起码人文及社会科学是这样。可以这么说,“中国经验”,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,是我理解“大学之道”的关键。
为什么热衷于谈“大学史”,那是因为,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靠单纯的横向移植,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,将是成败关键;为什么倾向于从“传说”、“叙事”、“神话”入手,那是因为,我将百年中国大学的“历史”,作为文本来解读,相信其中蕴涵着中国人的智慧。所谓文本,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,可以是丰富但芜杂的文献,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、人物传记等。别有幽怀的论者,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,那样更可爱,更有亲和力,更能“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”。
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、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来说吧,他也喜欢讲大学故事。查《胡适留学日记》,1911年2月,胡适开始关注“本校发达史”;4月,阅读康乃尔大学创办人的传记资料;4月10日,开始撰写《康南耳君传》,8月25日文稿完成,9月3日修订,9月22日在中国学生组织的中国语演说会上演讲。此文1915年3月刊《留美学生季报》春季第一号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胡适在台重刊此文,还加了个“自记”,说明当初的写作状态。此传就写“康南耳君”平生两件大事:创办北美洲电报事业和康乃尔大学。文中称:“当其初建学校时,常语白博士曰:吾欲令人人皆可于此中随所欲而求学焉(此语今刊于大学印章之上)。及其病笃,犹语白博士曰:天不能假我二十年,再赢一百万金,以供大学之用耶。嗟夫,此语滋可念也。”文后摹仿太史公:“胡适曰:若康南耳君者,可谓豪杰之士矣。”这种志向与趣味,与其日后问学从政时,均取“建设者的姿态”,大有关联。在我看来,凡有志于教育事业的,都是理想主义者。因为,做教育事业,需要长远的眼光,而且坚信只要耕耘必有收获。
当然,所有的“文本”,因其开放性,容易导致阐释的歧义。还是以胡适为例。1930年1月,新月书店推出胡适与罗隆基、梁实秋合著的《人权论集》,在序言中,胡适借用周亮工《书影》中鹦鹉救火的故事,略作表白: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,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,实在不忍袖手旁观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,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,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。可惜,这种“救火”的心情,右派左派都不领情,或判其“扰乱治安”,或讥其“小骂大帮忙”。
胡适所说的鹦鹉救火故事,实自佛经改编而成,最早见于南朝宋刘敬叔的《异苑》,其卷三称:“有鹦鹉飞集他山,山中禽兽辄相贵重,鹦鹉自念:‘虽乐,不可久也。’便去。后数月,山中大火,鹦鹉遥见,便入水濡羽,飞而洒之。天神言:‘汝虽有志, 意何足云也?’对曰:‘虽知不能救,然尝侨居是山,禽兽行善皆为兄弟,不忍见耳!’天神嘉感,即为灭火。”这故事又收入《幽明录》,此后历朝历代,有各种形式的转述与阐释。胡适不过借此表达一种“无力补天”但“有心救火”的情怀。而立志造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,对此十分不满,撰《王道诗话》,批评胡适“文化班头博士衔,人权抛却说王权”,正是着眼于《人权论集序》中的那一羽“鹦鹉”。为配合文章,瞿秋白甚至专门写了四首诗,末一首云:“能言鹦鹉毒于蛇,滴水微功漫自夸。好向侯门卖廉耻,五千一掷未为奢。”
由此可见,立场迥异的文化人或政治家,对同一个故事,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。不像逻辑严密的理论文章,关于大学的“故事”或“传说”,因其如落英缤纷,大有自由驰骋的想像空间。这个时候,何为“正解”,何为“误读”,何为“借题发挥”,需要研究者认真辨析。
三、作为“象征”的大学
谈论作为“象征”的大学,最理想的例子,是西南联大。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,竟然有那么多年轻的学生和饱学的教授,聚集在大后方昆明,潜心读书著述,探索真理,追求民主与正义,确实了不起。但除此之外,西南联大还有一个好处,它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。你捧北大、清华、或者刻意表彰东南大学,都不保险,别的学校的学生都会撇嘴的。别看人家恭维你,说你是“精神圣地”,你就高兴;我告诉你,高高地供在神龛上,下不来,很难受的。世人都像九斤老太,喜欢抱怨“一代不如一代”。那些隐身于历史深处的,我们容易记得她的好处。相反,近在眼前的大学,不如意事常八九。北大近年老被开涮,清华好些,不过你读1994年《读书》上的《清华园里可读书?》,照样有很严厉的批评。对比今日中国大学之日渐世俗化,充满理想色彩的西南联大,更是让人感慨万端。从1946年刊行《联大八年》,到1986年出版《笳吹弦诵在春城——回忆西南联大》,这中间的四十年,西南联大其实不太被人牵挂。最近二十年,西南联大的故事方才逐渐发酵,成为一个热门话题。关于这所神奇大学的基本状况及理论阐释,我在别的文章谈过,这里就不赘了。
今年春天到昆明讲学,在云南大学那一次,我专门讲了西南联大。一方面自信颇有研究,另一方面则是“还愿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在中山大学的硕士导师吴宏聪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本科生及助教,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、还有我妻子的硕士导师季振淮先生,都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。常听他们提起,当年闻先生怎么怎么、朱先生又如何如何,对联大时期师生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状态,颇为心驰神往。从事人文研究的,和自然科学家不一样,除了基本史料及学术训练,很大程度上,得益于研究者的心境和情怀。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,支撑着他们不屈不挠,一直往前走的,必定是某种“浩然正气”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今天我们读他们的文章,怀想联大往事,还能感受到那种“历史的余温”。
抗战中西南联大的“笳吹弦诵”,确实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二十年来,出版了不少校史资料以及研究著作,还有很多回忆录、日记、散文、随笔、小说等,这些读物,给普通读者很大的震撼,让我们日渐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情境,包括其日常生活、政治激情、文学课堂以及学术环境等。这其中,一对师生,沈从文和汪曾祺,给我们提供了联大文学教育的精彩场景。
汪先生追忆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,第一篇《泡茶馆》,第二篇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,第三篇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,都是妙文。“泡茶馆”是当时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象征,在那个特定状态下,泡茶馆给了学生们阅读、思考、讨论、创作的自由,文章最后一段说,泡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,第一,养其浩然之气;第二,茶馆出人才,不是穷泡,不是瞎聊,茶馆里照样读书;第三,在茶馆里可以接触社会,让你对各种各样的人,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生兴趣。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是为北大80周年校庆而作。老北大和西南联大是一脉相承,汪曾祺写文章时,特别强调联大老师讲课从来没人干涉,想讲什么就讲什么,想怎么讲就怎么讲。在所有关于联大的回忆文章里面,讲到人的,以文学院的教授为主,这一点与老北大一样。老北大的教授中,经常被追忆的,也基本上是文学院的教授。为什么?因为文学院的教授有个性,学问大小是一回事,但起码这“名士派头”比较容易入笔端。
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,在当年的西南联大,属于不太被重视的“年轻教师”。我特别感慨的是,沈从文先生把他对小说的感觉,对文学的想象,带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中来。从“边城”走出来的大作家,日后进了西南联大,开始讲“中国文学”,讲“中国小说”,教“文学习作”等。1940年8月3日,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了一个演讲,题目叫《小说作者和读者》,我关注的是下面这段话:“好作家固然稀少,好读者也极为难得!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,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。这个生命深度,跟通常所谓‘学问’的积累无关,与通常所谓‘事业’成就也无关。”文学博士或文学教授,不仅不见得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,且未必能够欣赏好的文学作品。大学里设有中文系、外文系,很多人专攻“文学”,但这不表示好作品的读者增加,也不见得就有助于对作品理解的深入。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话,当然,他是一个另类,是一个有丰富生活体验的作家。
这个作家,除了讲自己最拿手的小说,在西南联大时期,他还教散文。那是一门叫“文学习作”的课程,第一次讲徐志摩的散文,第二次讲如何从鲁迅、周作人的作品学习“抒情”。讲鲁迅没问题,讲周作人就有点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了。因为,1940年,周作人早已在北平投敌,当了汉奸,重庆的抗战文艺界也已经严厉声讨过了;但在昆明,沈从文居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讲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好。记得十多年前,北京大学开设“大学语文”课,刚讲了一个学期,就被人狠狠地告了一状,罪名是“褒扬汉奸”,因教材里选了周作人的文章。遥想半个多世纪前,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中,事态还不知往哪个方向发展,西南联大居然允许教授在课堂上讲授“汉奸的文章”,这点特别让我震惊。这我才可以理解,为什么那么多人谈起西南联大,都说那时教授们讲课非常自由。
我关注的,还包括讲授者如何从周氏兄弟的作品里读出“抒情”来。在此之前,人们普遍觉得,周氏兄弟的“议论”非常精彩,他们有思想家的风度,有叛逆精神,有丰富的学识,但大家不太注意作家压在纸背的心情。而沈从文不一样,作为一个作家,他敏感到鲁迅、周作人那些精彩的杂文、随笔中,蕴涵着作者的深情。徐志摩的抒情——好坏不论,大家都一眼就能看出来;而鲁迅、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抒情,则是作家沈从文的独特发现。这篇文章专门比较周氏兄弟的散文随笔和徐志摩的抒情有何不同,用的是形象化的表述方式。换句话说,这不是一个读“文学概论”出来的人,他凭自己的艺术感觉说话。比如他说:徐志摩散文给我们的感觉是动,文字的动,情感的动,活泼而轻盈,如一盘圆润的珠子,在阳光下转个不停,色彩交错,变化炫目。这种表述方式,和我们平常写论文完全不一样。下面讲到鲁迅和周作人:“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,一个近于憎恨的咀咒。”不用说,前面是指周作人,后面是指鲁迅。鲁迅、周作人的文章,和徐志摩的文章之所以不一样,那是因为,前者是中年文章,后者是少年文章。这些论述,都是凭感觉,凭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“体贴”来完成的。一个作家,进入大学课堂后,他的讲授方式,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们,本来就应该是不一样的。
汪曾祺说,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不是很多,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,突然让你悟出来,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,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,而是怎样“教文学”才有效。作家沈从文,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,把“文学教育”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。
四、作为“箭垛”的大学
有这么个笑话:某同学到外地大学找朋友,朋友不在,隔壁的同学一听说是北大博士生,立刻把他赶出来,还说:你不说北大我还不生气,你一说北大,非让你马上离开这里不可。我不晓得这故事的起源,但很像是在网络上创作并流传开来的。这故事弄得北大的留学生很紧张,不知道出门该如何应对,是否需要乔装打扮。我说,没那么严重,这笑话背后,是很多人对北大爱恨交加,故喜欢拿北大“开涮”。
这所在中国、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北京大学,今天备受各种“道德诉求”以及“流言蜚语”的困扰。在我看来,这些批评,有的切中要害,有的则未必。作为“当事人”,北大校方有时觉得很委屈,努力辩解,但无济于事。原因是,你还没来得及把委屈讲完,公众已经兴趣转移了。传媒的特点是“喜新厌旧”,三五天后,必定是雨过天晴——说对了,不会死缠烂打;说错了,也没人给你平反。
举个例子,最近媒体又在爆炒北大科技园区建五星级酒店的事。2007年4月22日《文汇报》上有一《忍看“北大南墙”成“酒店北墙”》,其义愤填膺的批驳,有些不太符合实际。主要批评有三:难道只有泡“地下3000米开采的温泉水”你才能思考?钱都用来建酒店,怎么支持“本科基础教育、维系学术的正源与本色”?还有就是“北大每年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”。虽不是校长或新闻发言人,但我可以替北大略为辩解。北大静园打地热井的全过程,我们都亲眼看见。现在,北大勺园以及学生澡堂用的,还有将来为奥运会乒乓球馆提供生活热水的,都是这口地热井。也就是说,不是为了使酒店显得“高档”而专门开采温泉。至于建酒店的钱,是科技园区自己筹集来的,是一种企业投资行为,根本不可能转而用来支持本科教学。而说到北大的外事活动,好些是政府决策,比如请某国总统演讲,或授予某人名誉博士学位,都不是北大想做就能做的。记得有一年,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让秘书找北大,希望访华时,来北京大学演讲;若能获得北大的荣誉博士,他将“有所表示”。北大很高兴,报上去了,可国家出于某种战略考虑,改由深圳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。诸位不要以为,北大有权随意颁发名誉博士,并因此而获得好处。至于大国总统来访,保安措施格外严密,对正常的教学秩序是有影响的,这也并非大学本意。
有趣的是,在校园附近建酒店,好多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,而且开业在先,未见纷争;为何轮到北大,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?背后的原因是,公众不满中国大学近年来的表现:学术水平没有多少提升,而校园建筑却越来越富丽堂皇。正是这一点,使得很多人对大学“有气”,于是,只好拿北大“说事”。《文汇报》文章对北大的批评,也许不够准确,但背后的问题意识,却具普遍性。
委屈吗?不见得。你的一举一动,无论对错,很容易成为全国性新闻。所谓“北大无小事”,既是光荣,也是一种负担。只是从去年开始,负面的报道越来越多,以前是教授抄袭、学生卖猪肉,那还是指向个别人;现在不一样,引进人才有假、校园游览限制、未名湖畔拆迁,以及被香港诸大学“打成二流”等,针对的都是整个学校的形象。我说过,北大的“危机处理”能力太差,不能在第一时间讲清楚,等媒体把话题炒热了、炒糊了,你再迈着四方步,站出来,做些四平八稳的解释或表态,管什么用?
记得上世纪20年代,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声誉如日中天,胡适说过:“暴得大名,不祥。”一直到今天,还有很多人将北大视为“精神乐土”、“文化圣地”,绝不允许北大“堕落”——也不管这是不是必要的妥协。这种“决绝”的姿态,让北大人感动,也让北大人为难。承受这么多的“关爱”,其实是很累、很累的。就好像李清照的词:“只恐双溪蚱蜢舟,载不动,许多愁。”现实生活中,北大不可能如此“纯粹”,也有很多“杂质”,那些激烈批评北大的人,很可能是“爱之深故责之切”。
记得胡适在《<三侠五义>序》中,有关于母题演变的一段话:“传说的生长,就同滚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,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‘母题’(motif,你添一枝,他添一叶,便像个样子了。”此类“传说生长史”,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、纣身上,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、舜;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。这“箭垛式人物”的建立,甚至牵涉到地点。广东人就很不服气,谁都知道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”,有几人晓得包公在肇庆任端州府尹三年,到底做了哪些事?
谈大学也一样,喜欢拿“北大”当靶子,这一趋势早就形成。谁让你得到那么多的关爱,所谓“万千宠爱集一身”,不骂你骂谁,不灭你灭谁?对于诸多谈论北大的文章,我的总体评价是:北大没像表扬的人说的那么好,也没像批评的人说的那么差。媒体上诸多“北大论”,你不妨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大学困境及出路的思考;这样想,不管你喜不喜欢北大,读这些文章时,心态都会平和多了。
我曾套用张爱玲的话,说北大是个“夸张”的地方——在北大出名很容易,好名恶名都是“唾手可得”。既然成为“箭垛式大学”,既收获光荣与梦想,也得接受泪水与委屈。世人借批评北大来展开思想交锋,我认为是很正常的。因此,请允许我先阿Q一下——能给学界及大众提供有思想深度的“话题”,也算是北大的一种贡献。几年前,北大人事制度改革,引起很大争议,我就说过类似的话。校内校外,这么多人都来关注北大的改革,并进而讨论所谓的“大学之道”,这是极为难得的。我甚至认为,也只能是北大,才有这样的局面:包括校内激烈的争辩,公众参与的热情,以及传媒的推波助澜等。在其他学校,即便想这么做,也没这个效果。
五、作为“景观”的大学
将英国的剑桥大学作为“旅游景观”来论述,不是蔑视其悠久传统与辉煌学术,而是突出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。而这,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直接的联系。我到剑桥访问,那里的教授很高兴地告知,现在报考剑桥的中国学生特别多,而且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校园游览,一问,都是受《再别康桥》的诱惑。那首诗很早就进入了中学课本,所以,凡在中国念过中学的,都知道英国的剑桥大学。
这么多外国好大学,就属剑桥在中国名声最大——我说的不是学界,而是一般大众——这绝对与徐志摩的“礼赞”有关。我甚至说,徐志摩是剑桥大学的“形象大使”,在中国,一说剑桥,马上想到的就是诗人徐志摩——他的诗文,他的经历,还有他的丰神俊朗与儒雅风流。
193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,遥想“康桥”时,很难不受徐志摩诗文的暗示或影响。而在此之前,已有好些海外游记提及这所著名学府,只是都不如徐志摩的深情投入以及“彩笔丽藻”。比如,康有为游览剑桥的文章,便很少有人关注。这里有个特殊因缘,康有为描写剑桥的文字,生前没有公开刊印,一直作为手稿流传。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方才刊行包括影印手迹及43页释文的《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》,故学界很少谈及。
在晚清政坛叱咤风云的维新志士康有为,1898年9月因戊戌变法失败,开始流亡海外,十六年后方才归来。康回国后,曾请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:“维新百日,出亡十六年,三周大地,游遍四洲,经三十一国,行六十万里。”这二十七字,颇为简洁地描述了其经历。曾八次赴英的康有为,于1904年7月21-24日访问牛津大学,8月11-13日游览剑桥大学。在这册游记手稿中,康有为记录了其游神学馆、考试馆、博物馆、学生公食堂、钟楼等处,但更关心这两所大学的学制及教学方式。毕竟是政治家,康有为边游览,边对照国内情况,发表议论。如感叹中国人为科举考试而钻研八股和楷法的同时,英国人正专注于新器和专利;还有“盖以大概之学风论之,各国大学校之俗甚类吾粤之大馆,进上亦及于菊坡、学海与杭州之诂经精舍”。终于碰到汉学家了,剑桥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希望与之交谈中华文化,康有为十分兴奋,大加发挥。此游记兼及作者考察欧美各国学校之体会,属于借游记写胸怀和学识,真正对校园景色的描写,反而不多。因此,以下这段描写,显得很可贵:“监布列住大学校,距伦敦汽车一时许。近学处市街清洁,绿树阴森。教习斋路士君遣马车来迎,出妻女相见。令其女先导游女大学校,与吾女同璧偕。花草绕径,大院石筑二层,长廊绕之。藏书楼数万卷,上下两列。学分神、文、医、算、物理、拉丁、德、法语诸科,但无律耳。三年毕业。女学生一百二十五人,多年廿余岁者。……女大学不设科第。盖欧洲各国旧俗仍抑女,大学皆无科第,此惟美国平等耳。……此事终让美人出一头地,吾取美矣。吾国若立女大学,当如美之给予科第,令黄崇嘏常出世间焉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黄崇嘏”,是五代时前蜀的一位奇女子,聪敏好学,精通经史,长于诗文书画,曾女扮男装,进入仕途,且政绩不错。她那传奇经历,后来的诗话、笔记等多有记载,而金元杂剧《春桃记》、明代徐渭杂剧《女状元辞凰得凤》,更是大加铺排。
现在谈剑桥,几乎没有人关注康有为,大家知道的,都是徐志摩的故事。徐志摩写康桥的诗文,主要是《康桥,再会吧》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和《再别康桥》。假定你去剑桥大学,不管是念书还是旅游,你读《再别康桥》,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,因为,你不知道剑桥有多少学院,图书馆在哪儿,课程设计如何,该怎样利用或欣赏这所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。这些有用的信息,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里有一点,但也远远不够。请大家注意,徐志摩原本在美国念书,后转伦敦大学;1921年开始写诗,并进入剑桥皇家学院当特别生。什么叫“特别生”,就是只注册,没学籍,也不用考试。1922年回国,徐写了一首新诗——《康桥,再会吧》。1925年欧游,徐志摩写散文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;1928年重返校园,便有了那首声名远扬的《再别康桥》了。“轻轻的我走了,/正如我轻轻的来;/我轻轻的招手,/作别西天的云彩。”如此诗句,不知迷倒了多少有浪漫情怀的读书人。可作为“旅行指南”,只讲“满载一船星辉,/在星辉斑斓里放歌”,实在不合适。这样读书当然很惬意,但不一定非在剑桥不可。作为诗人,徐志摩敏感到康桥自然的美,但忽视了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获取知识。在剑桥呆了一年半,诗人偶尔也会上上图书馆,或去教室听听课;但因为是特别生,没有考试等压力,也未能真切体会这所大学严肃认真乃至刻苦古板的一面。
因此,我请大家读另一篇文章,那就是萧乾写的《负笈剑桥》。这文章刊于1984年5月的《文汇月刊》,后收入三联书店1987年版《负笈剑桥》,是作者毕业四十年后,重回剑桥时写的。萧乾当过《大公报》记者,知道民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,文中抒情笔墨不多,夹叙夹议,在追忆自家留学生涯的同时,着意介绍这所大学的历史、建制、风景、学术特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等。没有照抄旅游指南或大学简史,而是在叙述自家经历或表达感想时,不失时机地穿插相关资料。对于渴望了解剑桥大学风貌的读者来说,《负笈剑桥》虽没有徐文洒脱,却比徐文更有用。毕竟是在图书馆里泡了整两年,积极准备撰写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硕士论文,所以,萧乾对剑桥大学教学及科研方面的了解,明显在徐志摩之上。徐志摩给我们描摩的,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剑桥,那当然是剑桥,但不是剑桥的全部。萧乾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剑桥,即这所大学理智和冷静的一面。刚说过在野外散步,很舒适,话锋一转,便是:剑桥还有另外一面,而且是它主要的一面,那就是对真理的刻苦追求。
萧乾说的没错,任何一所大学,都有闲适的、抒情的一面,也都有刻苦的、枯燥的一面,问题是,所有的追忆者,都愿意畅谈前一方面,而冷落后一方面。拜读过不少关于剑桥的书,我得出一个结论: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最值得推荐的,还是徐志摩和萧乾的诗文。因为,一个是充满激情的少年情怀,一个则是回首往事的睿智长者,两者不可偏废。有了少年情怀还不够,还必须有中年的沧桑与理性,才能真正理解古老的剑桥大学。
此外,还有一本书值得推荐。1975年,当时的年轻教师,日后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,撰写并出版了《剑桥语丝》。那年,他刚好四十岁,正是学识与激情相得益彰的时候。一个诗人,一个作家,还有一个学者,三人谈论同一个优雅迷人的大学校园,角度迥异,可互相补充。一所大学,或者一座城市,能有几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或学者倾心于此,写出优美的诗文并流播开去,实在是很幸运。某种意义上,这些诗文,可看作兼具学问与温情的“旅游手册”;起码对于像我这样喜欢游玩的人来说,是这样的。
六、作为“文物”的大学
我关注大学里的“老房子”,主要立足于教育史,而不是建筑史。说白了,一半是因为好玩,一半是因为学问。借助此等文化遗存,思接千古,浮想联翩,这样的“文人习气”,跟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,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。
十几年前,一个秋日的午后,我在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遗址盘桓。落日余晖中,默念着道统祠的那副名联: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,壁立千仞无欲则刚。”只可惜人去楼空,二程遗风荡然无存。倒是那两棵阅尽沧桑的汉封将军柏令我肃然起敬,绕树三匝,唯有沉默能够表达这种深深的敬畏。此后,凡外出游览,我必寻访书院遗迹,或大学里的老房子,既拍照片,也钞碑文,企望有朝一日,能写一部游记体的兼及理趣与闲情的“中国书院/大学史”。2001年暑假的江西之行,让我对书院建筑及遗址的现状,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。就在鹅湖书院的泮池边,抚摸着石拱桥的雕栏,我告诉正在策划“寻踪丛书”的L君,认领了“中国书院”这一选题。只可惜,“计划赶不上变化”,先是我爽约,接下来出版社也改弦易帜了。
北大百年校庆期间,我曾应某电视台之邀,在摄影机前表演了一回——穿梭于景山脚下的老北大遗址,指点着各式建筑,讲述“老北大的故事”。片子播出后,据说很受欢迎;于是,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的制作人跑来,让我帮助策划“世界著名大学”的专题片。当时的设想是,就按我马神庙及汉花园讲故事的模式,于访谈见风景,以建筑写精神,上则传播文化理念,中则介绍大学体制,下则渲染大学风光。我答应了,条件是:拍过国外大学,接着拍国内大学;如此中西兼顾,方能显示作者之情怀。很可惜,学者的认真执著与电视人的多快好省,脚步很难合拍。忙碌了大半年,制作人不见了。据说是人家嫌我们太较真,拍这样的片子,还写脚本,还请专家,还拒绝俊男靓女、想找各大学毕业的老学生来当“解说”。没那么复杂,派两个人,扛摄像机进校园,问路旁的大学生,这是什么楼,那叫什么湖,很有名是不是,好,拍下来,回去剪接,不就行了吗?如此“牛头不对马嘴”,让我很伤心。此后虽不断有人旧事重提,我却没有勇气重做冯妇。
这本来是个好主意,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,本身就是刻在墙上的大学史。专家们在解释为何将大学校园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,往往强调其建筑风格如何兼容中西,教室礼堂等室内空间如何紧凑合理,还有园林布局如何与自然地貌配合默契,我则一口咬定,首先是“重要史迹”,而后才是“代表性建筑”。最近,《建筑与文化》做了一个专辑,以中国大学110周年为由头,请不同专业的学者讲述各个历史阶段的大学建筑。我的文章题目是《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——写给大学校园里的“老房子”》。校园里的老建筑,早就成为“大学文化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仍在使用的老房子,是活的文物,让后来者体会到什么叫“历史”,什么叫“文化”,什么叫“薪火相传”。只是随着大学扩招以及校园置换计划的落实,新一代大学生大都已经或即将转入整齐划一、焕然一新的“大学城”,再也体会不到往日校园里那种新旧并置、异彩纷呈、浸润着历史感与书卷气的特殊韵味。
近年谈大学精神,很多人标举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《就职演说》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这话是从孟子对齐宣王说的“所谓故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,有世臣之谓也”,略加变化而来的。一定要在“大楼”与“大师”之间做选择,我当然只能站在梅校长一边;可这么说,不等于完全漠视作为物质形态的“大楼”。实际上,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,无论高低雅俗,均镌刻着这所大学所曾经的风雨历程,是导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。这倒让我想起汪曾祺1986年写的《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》:“‘所谓故国者,非有乔木之谓也。’然而没有乔木,是不成其故国的。……至少在明朝的时候,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。北京有大树,北京才成其为北京。”请允许我套用——没有饱经沧桑的“老房子”,是不成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的。
几年前,应邀在凤凰台的“世纪大讲堂”做《中国大学百年》的专题演说。结束时,主持人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总结。仓促之中,脱口说出:“大学是个写诗、做梦的好地方。”这话后来不断被人引述,也有批评说是“不切实际”——只会“写诗”、“做梦”,怎么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?我想,他们是误会了,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是“职业培训”,而是探究真理、养成人格。如果有人问:“你读过大学吗?”有两种回答:一是交学历证书,二是谈心灵感受。二者都有道理,但不可偏废。今日的大学生,明天的好校友,我相信母校对你们的期待,不仅是衣锦还乡或捐资助学,更重要的是,学会跟大学的历史、现状、建筑、精神等进行不懈的对话。
关于大学生活的各种追忆与讲述,很迷人,但也很脆弱,值得今人格外珍惜。不妨在追摹时回味,在鉴赏处反省。一般来说,校庆出版物的学术水平都不高,因为只能说好话,就好像祝寿,不能扫人家的兴头。可我收藏校庆纪念物,从报刊书籍到邮票首日封,因为,这是一种“成人仪式”,有它,你多一份温馨,同时多一点历史记忆。世人喜欢追忆过去的好时光,这本身是有盲点的,比如,遗失了曾经真实地存在过的“悲惨世界”。另外,当论者津津有味地品鉴“过去的大学”时,你以为他/她已经沉入历史深处,不,那往往正是他们感怀当下的地方。
好,回到标题“弄花香满衣”。我提醒诸位,所有关于大学的谈论,都包含着选择性的“遗忘”。一如诗人之“弄花”,关注其容光焕发、香气逼人的精彩瞬间,而不是作为植物的牡丹、玫瑰等漫长的一生。那是真实的情景,但并非全部;是一种精挑细选后的“真实”。或许,正像诗人所描述的,在“掬水”的那一瞬间,你感觉“月”真的“在手”。可这月色,值得格外珍惜,一不小心,水从指缝间漏走,月也就消失了。
我对自己以及诸位的期待是:在与历史的对话中,展开“大学文化”以及“教育理念”的思考与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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